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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文藻:中国外交官

发布时间:2020-05-25     来源:会史人物传略《吴文藻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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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日本由美、中、英、苏四国共管。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成立,四个国家各派一个代表团进驻日本。1946年3月31日,以朱世明为团长的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乘中国专机飞抵日本东京,在厚木机场降落,这是中国人驾驶的飞机第一次降落在日本本土上。8月16日,抗战胜利一周年之际,吴文藻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抵东京,出任战后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兼盟国谈判顾问。

  吴文藻到达东京后,8月24日,日本国会通过修改后的《日本国宪法》。政治组保留了历次修改的新宪法文本,吴文藻一一调阅研究,发现所有的修改文件中,都没有一份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正式文件,也没有麦克阿瑟正式讲话的文本。而实际上全世界都知道,日本新宪法的修改是在美国占领军(形式是盟军)、在麦克阿瑟一手操纵下进行的,宪法中的天皇体制、民主形式等,都是体现了美国的意志与价值观。吴文藻便找来秘书,询问这些文件是否齐全?回答是肯定的,麦克阿瑟没有任何一次讲话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,但一切都是在其授意下进行。11月1日,吴文藻以顾问的身份,出席了盟国对日本即将颁布的《日本国宪法》说明会。说明会之后的第三天,即11月3日,最后修订并通过的《日本国宪法》正式公布,日本举国上下举行了庆祝活动,天皇亲自出席。吴文藻在盟国对日委员会的席位上,出席了东京的庆祝活动。看得清楚,天皇当天的表情显得很轻松。

  

1947年,吴文藻、冰心与小女儿吴青在日本。

  吴文藻一家在代表团的官邸暂住一段之后,便迁入装修好的独栋外交官新居。有了房子之后,吴文藻便又重拾旧好。经常到涩谷或银座的古玩市场,抱回大包小包的旧书古画,中国的、日本的,古代的、现代的,画册、字画、雕版古籍,喜欢的便纳入怀中。战后的日本,生计第一,字画古玩无人问津,吴文藻薪水不菲,除国内外交部的薪水,还有驻日代表团的薪水,甚至还有盟国的津贴。有一次,夫妇二人到浅草寺游览,在并不丰富的旅游、字画店里,发现一幅武者小路实笃的《石榴图》,两人几乎是惊叫起来,但他们还是按捺住各自的兴奋,用不高的价格将这幅画收入囊中。回家的路上,冰心告诉吴文藻武者小路实笃的情况,以及她自己读过的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。吴文藻说,战后困难,一些书家和画家通过不同的渠道出售自己的作品,换取食品。日本人无力购买,外国人除了外交官与记者之外,商人、古董商都难以进入,所以,现在是收藏的大好时机。顾毓琇捷足先登,带回了不少老货,有好几件却是战争期间日本从中国掠夺来的。

  但是到1948年,整整一年,吴文藻一家却处在心烦意乱之中。首先是与新任团长商震(1947年接任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)不合,吴文藻三天两头的要求辞职,曾经出现过“一连三天辞了三次职,没有准,还在僵持中”的情况。拖到后来,想辞职也不能了。同时,国内混乱的消息,物价飞涨、学生运动、国军失利等等,通过各个渠道传到了东京,原来代表团所代表的中华民国,已是岌岌可危了。一心想回国的吴文藻冰心,完全不知所措。“北平有炮声,景超今天来信也说过。我们成了丧家之犬,奈何?”

  代表团第二组在吴文藻的领导下,平时就有很浓的学习风气,到了1948年底,面对国内的政局,平时的学习成了自发的座谈。吴文藻牵头,谢南光、瞿络琛、王信忠、朱炳南、陈耀庭是基本人员,随后经济组的组长吴半农也参加进来,并介绍了同组的邵逸周加入。冰心有时也会出现在学习会上。学习会的内容是“鉴于国内局势,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已到岌岌可危的程度,交换对于国内外形势的看法以及代表团的出路问题。”学习会每两周或一周在吴文藻家、瞿络琛家或谢南光家举行一次。这个学习座谈会处于秘密状态,谢南光成了实际的主持人。每一次的学习座谈,都将研究共产党与代表团的出路、各人的归宿联系在一起。

 

1947年,吴文藻、冰心在东京外交公寓前留影。

  1949年10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,电波迅速将消息传到东京。同一个短波频道上,原先的电台广播呼号“北平广播电台”变成了“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”,从广播中可以听到天安门广场上群众的欢呼声和歌唱声。一个新政权的产生,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说,必定伴随了其合理性与进步性,不然,旧的政权便不会消失。是继续代表这个政权还是另做选择,问题已经不可回避地摆在了吴文藻冰心夫妇面前。

  10月1日之后,便是中华民国国庆“双十节”,代表团照例举行招待会,致辞由吴文藻发表,只有简单的几句话,接待盟国的代表也没有往年的热情,一些国家的代表似乎也有些诡异的眼光,这让吴文藻感到很不对劲。自从《波茨坦公告》以来,中华民国跻身于大国之中,国家的尊严与民族的自尊都得到体现,但也就短短的五年时间,所谓的大国已颜面扫地,令人扼腕长叹。招待会上,一名团员的妻子“悄悄”告诉外国代表:“今年我们最后一次庆祝双十节,明年就庆祝10月1日了!”这句悄悄话立即被放大,第二天便被刊登在东京的多家报纸上。

  中国驻日代表团在离东京约80公里的叶山小镇上有座别墅,作为周末或节假日休闲娱乐之用,“代表团的资深成员举办宴会时,子女就在附近的海滩游泳”。回代表团重新任团长的朱世明(1947年改任驻美军事使节团团长。1949年4月复派驻日本,仍任驻日代表团团长),曾和代表团的资深官员在叶山小镇开会,“彼此交换不寻常的意见”。会议之后,“谣言盛传,驻日代表团要学法国大使馆叛变,提出主张的人据说是法律顾问吴文藻”,时任朱世明的副官、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家的黄仁宇在回忆录中如是说。

  晚年的冰心在回忆到这一惊心动魄历史事件时,仅有这样几行轻描淡写的文字:

 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——谢南光同志,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,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。通过他,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,并和国内有了联系。文藻有个很“不好”的习惯,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,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、月、日。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,如军统、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。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,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,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,溜到我们住处,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《论持久战》。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,他已走远了。

 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——他是横滨领事,对共产主义同情的,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。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。一九五〇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。

  谢南光通过华侨的关系,从马来西亚的《星槟日报》为吴文藻取得一个不领薪水的驻东京记者身份。那时能定居日本的外国人,除了商人之外,便是记者,吴文藻重新获得了行动的自由。

  有资料显示,国内曾派人策反吴文藻等起义,这个人是蒋介石第二位夫人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的丈夫陆久之。陆自1926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,1949年上海解放后,华东局统战部长吴克坚指示陆久之由香港潜入日本,做驻日代表团的工作,动员朱世明、谢南光、吴文藻、吴半农等高层人士起义。陆久之的叔父陆榘吾,在代表团中任电讯处处长,通过他的安排,陆得以与朱世明、吴文藻等人见面,这恰是代表团密谋起义的时间。有人认为,他们“多次秘议起义之事,但朱迟迟下不了决心,返回东京不久,又被迫辞职,起义之事功败垂成。”

  吴文藻则由日共安排,在东京郊外寻租了一座空置的仓库,经过装修后,成为在东京的隐居之地。

  之所以说是隐居,是因为此时的吴文藻通过有关渠道,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收集有关情报,所以,居住最好偏僻一些。吴文藻在代表团任职时购置的雪佛莱小车现在派上了大用场,日共派了司机听其调遣,载他时常出入于聚会等各种场所。作为社会学家的吴文藻,非常清楚各种信息的价值,只要有机会他都能有所收获,美国的外交官、各国驻日代表团、媒体、华侨与留学生中都有他的熟人,甚至从邮箱中每天接收到的红红绿绿的小广告上,也能淘出有用的信息。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到文化教育,无所不包。当时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处于敌对状态中,这些情报与资料都是重要而珍贵的。

  吴文藻坐着他的雪佛莱进进出出,一刻也没有停止,他的人生选择,随着时代的变迁、世界格局的改变,也进入到最后的阶段。一些资料表明,吴文藻冰心在向北京放出试探气球的同时,吴文藻也与美国的朋友联系,探讨离开日本后的去向。自1949年起,吴文藻先后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瑞斐德(R.Redfield)、哈佛大学费正清、洛克菲勒基金会、耶鲁大学、东京大学等之间有过很多的书信往来。他在写给瑞斐德的信中说:“尽管承认摆在我们面前的抉择很困难,我们将要走的道路也有许多障碍,可我们对未来并未太悲观。无论是好是坏,作为中国知识分子,我们不得不面对新的形势……”

  就在吴文藻冰心进行艰难的选择时,北京政府希望他们回国,希望他们能为新中国收集到尽可能多的资料(情报),美国基金会、学界的朋友也在争取他们:“洛氏基金会出资请吴文藻访美,耶鲁大学聘请他在其外国地区研究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,自1951年7月1日起,为期至少一年,报酬为六千美元。他的工作范围是研究美国政策在海外、特别是在远东地区的实施情况,以及非西方民族的文化特性,并就他研究的领域做专题报告。在吴文藻到耶鲁之前,洛氏基金会提供给他两千元的生活费,让他在东京研究日本的社会状况,为他在耶鲁的工作做准备,并提供给他往返东京与耶鲁之间的路费。哥伦比亚大学也对吴文藻的工作表示了兴趣。洛氏基金会的罗杰·埃文斯试图在东京大学社会学系为吴文藻寻求一个研究员的职位。吴文藻对此很感兴趣。在他看来,东京大学的教职,是自己‘处在十字路口、面临重重矛盾时最好的选择’。中国有句古语,大意是在头脑充满矛盾时,最好的行动就是最少的行动。他说:‘…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学者,并坚信应同西方保持密切联系,我要在亚洲的土地上尽量多停留一些时间。在这里我还有可能为丰富世界上关于社会的知识作贡献。’瑞氏也在美国积极活动,看能否帮助吴文藻。吴文藻此时的态度是‘顺其自然’”。

  这个“顺其自然”是:吴文藻收到洛氏基金会两千美元的经费,为去耶鲁从事研究工作做准备。于是,他们就公开宣扬要到美国去教书,1951年7月15日出版的《妇人民主新闻》第241号发表消息《谢冰心女士近日将赴美》,称:冰心特地到圣心女子中学为两个女儿办转学手续,指定转入耶鲁大学附近的女子中学,只等签证一到就会动身去美国。“然而,事情却出乎意料地起了变化。据包括费正清在内的数位美国友人的通信称,吴文藻在东京申请赴美签证被拒,这是根据美国政府的一项法规,即拒绝那些‘有损于美国利益’的人入境,之后他便携家属回到了北京。”(以上资料转引自阎明《中国社会学史——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》,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)

 

1949年元旦所摄全家福,左起:吴宗生、吴宗黎、冰心、吴宗远、吴文藻

  与此同时,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热忱地召唤他们,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,有关部门作了周密的安排,帮助吴文藻冰心一家回国。

  1951年8月23日,横滨港码头,吴文藻、冰心同女儿吴宗远(吴冰)、吴宗黎(吴青)一家4人,登上了一艘印度的轮船,悄然离开了日本。

作者:王炳根     责任编辑:张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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