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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傅雷家书》背后的故事

发布时间:2021-10-19     来源:摘自《解读傅雷一家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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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傅雷家书》是怎样的一本书

  《傅雷家书》是一本“家书”,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信。其中主要是写给他长子傅聪的信,还有部分是写给次子傅敏和长媳弥拉的。因此。这是本父亲写给子女的书信集子。

  其实,这本书是残缺的,并不完整。傅雷先生写给远在英国的傅聪的信得以保存。还有一部分是傅雷先生写给傅敏的信。我在采访傅敏的时候,他非常激动,流着泪对我说,非常遗憾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岁月里,他在一天夜里前往马思聪先生家,将父亲给他的信全都烧毁了。他为什么要去马思聪先生家呢?因为他知道马先生家有个很大的炉子,于是在那里烧掉了这些信。他说,在当时的情况下,他非常害怕,意识到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会“搜信”,这些信件会成为他“反革命”的罪证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把这么宝贵的书信一烧了之,傅敏自己也非常痛惜。所以。《傅雷家书》是一本残存的书,书中仅存两封给傅敏的信,其余大部已经烧毁。其实傅雷先生给傅敏的信也是非常之多的。

  这本书是个“单向道”,仅是父亲写给儿子的信,却没有儿子写给父亲的。一本家书,应该有呼应,“双向道”,既有父亲写给儿子的,又有儿子写给父亲的,读者看来才有前后呼应的互动之感。但也非常遗憾,傅敏先生写给傅雷先生的信,在“文革”当中也被全部烧毁了,可幸运的是,傅聪先生写给傅雷先生的信都保存得十分完好。十几年前,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朋友突然来电话给我,说是有重大发现。我来到上海音乐学院,他们告诉我,在一个楼梯下的小房间,发现了几个黑封皮的本子,上书《聪儿来信摘编》,原来是当年傅聪先生给家里写的信,他母亲都将其摘录在这些本子上面。这三个笔记本,就安静地躺在了这个角落里那么多年。当时我看了非常激动,在征得傅敏的同意之后,将它们全部复印下来了。为了这些信,我写过信给傅聪先生,希望这些信能够发表。傅聪先生给我回了信,信中说道:

  非常抱歉的是,我不希望把我给家父母的信公诸于世,一个字也不要。这是我最后的决定。

  望谅解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傅  聪

 

  1987年8月12日

  那就是说,他不同意公布这些信件。后来傅聪来上海时我几次采访他,问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信和父亲的信一起收入《傅雷家书》呢?他说:“我父亲写给我的信,体现了他的思想,他的思想是非常高尚的。相比之下,我写给他的信是不足为道的,所以我的信请不要收进去。按照他的意见,现在的《傅雷家书》就没有收编傅聪的信件。

  现有的《傅雷家书》收录了傅雷先生写给他的长子傅聪、次子傅敏的信,还有几封是写给长媳弥拉的。这样的书在现在市场经济大潮之下,按理应该是本很平常的书,但它却成为现在中国市场的畅销书,总印数超过了一百多万册。从1981年至今已经21次印刷,在广大读者,尤其是青年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这本家书,从可读性来说并不强,仅是一封又一封信,也没有吸引人的小标题,无非是几月几日,然后是一封信,如此而已。为什么这么一本书会有这样巨大的影响,会吸引那么多的读者,而且现在成了一本名著了呢?  

  在我看来,是因为这本家书中的父与子,是特殊的父与子。这本书中的父亲傅雷,既是位作家,又是位翻译家,学贯中西。儿子傅聪是位艺术家。这样的家书就充满了文学色彩、艺术色彩,是在艺术的氛围中用优美的笔调写成的。它不是一般的家信,其中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、丰富感悟。这本书超出了一般的家书的范围。我曾经说过,信分两种:硬的信和软的信。硬的信是单纯地讲事情,像公文一样,讲完就结束了;而像傅雷家书这样的信,是软的信,它带有思想、文学、艺术等等的色彩,有很深刻的艺术价值。另外,傅氏父子是一对特殊的父子,他们父子受到了“极左”路线的连环迫害,演绎了循环的悲剧,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。大家都知道“反右派”运动和“文化大革命”是“极左”路线的两个重要的阶段。邓小平同志在《邓小平文选》中多次提到:我们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,犯了严重的“左”的错误。这个错误后来到“文革”,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邓小平所说的“1957年下半年”发生了什么事情呢?就是“反右派”运动。傅雷先生在“反右派”运动中受到了严重冲击,1958年4月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。随之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导致当时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出走英国。而傅聪的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行。所以在“文革”当中,傅雷先生就成为了“叛国分子”的家属,导致了傅雷夫妇上吊自尽。所以傅雷与傅聪不是一般的父子,这对父子的命运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“极左”路线下的悲惨命运。因此,《傅雷家书》反映的不是一般的家庭,而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家庭。

  傅雷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,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的,有用毕生精力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梁实秋,在翻译俄罗斯文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草婴先生,而傅雷从事的是法国文学的翻译。傅雷的译文集现在有15卷,500万字,这是他毕生的劳动成果。但在傅雷的著作之中,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《傅雷家书》。傅雷作为一名翻译家,从翻译的技巧和水平上,他称得上是中国译界的巨匠。但他翻得再好,也无非是替外国作家说中国话,或者说是把外国作家的作品用中国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体现出来。他的翻译作品中所透露的是外国作家的思想,而并非他自己的思想。唯有《傅雷家书》,他生前也没有想到过将来他的这些信会编成一本《傅雷家书》,会有一百多万册的印制量,会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。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本书会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书。《傅雷家书》体现了傅雷的思想,他的艺术观、人生观,可以说,《傅雷家书》是傅雷人格的最集中的体现。

  其实要认识一本书并不容易。傅雷是上海的作家,傅聪是上海出去的音乐家。上海一家出版社曾经打算出版《傅雷家书》,但最终不敢出版。书稿后来落到了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手中。范用看到这么好的书稿,眼睛一亮,决定出版。所以这本书198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,一直印到现在。所以,一个出版社有没有魄力,一位编辑家有没有眼光是非常重要的。在这本书被尊为名著,受到大家欢迎的时候,我们不能不提到三联书店以及当时的总经理范用先生。当然,上海当时没有出版这本书,可能是由于这对特殊父子的敏感和政治背景,尽管“文革”已经过去,但其带来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除。我曾经碰到当年把《傅雷家书》退稿的那位朋友,说起这件事的时候,他仍然感到非常遗憾。

  我对傅聪傅敏的采访

  作为一个纪实文学的作家,我最忌讳的就是对作家同行进行采访;在同行之中,我尤其忌讳采访上海作家。因为我作为一个上海作家,再去写上海作家的话,不管怎么写总有种种嫌疑,所以我的采访几乎不涉及同行。

 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傅雷,而是傅聪。在“文革”结束后准备为傅雷先生平反时,傅聪从英国回来了。那是傅聪出走之后第一次回来,回到上海。我当时看到《中国青年报》内参上刊载了当时傅聪说的一些话,令我非常感动。傅聪隔了那么多年之后回来,他说的话中还是饱含着对祖国非常强烈的热爱之情。按照当时的规定,对傅聪的报道还是很注意分寸的,比如傅聪在上海的某项活动,规定只能刊登在第几版,报道的字数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字之类的。可见当时对傅聪的报道还是低调的、有所控制的。我看了这些报道之后,当时就决定去找傅聪,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未能直接采访傅聪,但傅聪的经历引起我非常大的兴趣,我注意到了这位不平凡的音乐家。当时我说过,在中国的音乐家中,引起我极大兴趣的就是两个“聪”:一个是马思聪,一个就是傅聪。不能写纪实文学,当时我就写了篇小说,题目是《爱国的“叛国者”》,发在《福建文学》杂志上。小说的主角就是个音乐家,实际上是以傅聪作为影子来写。

  后来我开始采访傅雷和傅聪的亲友,前前后后总共采访了傅雷的23位亲友。特别是去北京采访傅敏,使我对傅雷一家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。亲友们都非常热情地介绍了傅雷一家四口不同的性格。

  傅雷是做事非常认真而性格又非常急躁的人,在某些时候他可以说是非常暴躁的,所以他的名字叫“雷”,很符合他的性格。但他做事情又非常之认真,好几件事情我听后都十分感动。一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了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,一套一百多万字的书。可后来他重新看了这本书之后,不满意他当年的译著,于是又把这一百多万字重新翻译了一遍。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因为翻译是件非常吃力的工作,不满意自己的翻译,别人只是在原有的译著上面修改,而他则是推翻了重新进行。

  傅雷夫妇性格相辅相成,配合得非常好。几乎所有傅雷亲友都说傅雷夫人是极其贤惠而又性格温顺。如果傅雷是铁锤的话,傅雷夫人就是棉花。铁锤敲在棉花上面就没了任何声音。傅雷先生的成就,和傅雷夫人是分不开的。傅雷先生做事情非常细致,而傅雷夫人则是大大咧咧。一个东西用完可能随手一放,过一会儿就忘了。因此傅雷先生总是提醒她,东西要放归原位,他们家里总这个样子。傅雷先生家里热水瓶的摆放都十分有规则,把手一律朝右,总是从第一个热水瓶开始用,用完之后放到最后去,再轮流用。保姆知道后,灌热水瓶的时候就从最后的一瓶开始灌。傅雷翻译的时候必须经常翻阅字典,厚厚的一本本字典翻起来很困难,他就自己设计了一个架子放字典,便于翻译时的查询和翻阅。他们夫妇俩的性格是互补的。

  后来我采访傅聪和傅敏,发现兄弟俩性格也是截然相反的。傅聪像他妈妈,长相也像他妈妈,而且性格不拘小节。我去宾馆看傅聪,进到他房间,看到他所有的箱子都开着,这里放着话梅,那里又随手放着什么东西……但他说话富含哲理,非常有思想。他可以同你谈唐诗、宋词,也可以谈音乐、美术等等,如此之类,甚至讲到各方面的事情,他都非常有兴趣。

  恰恰相反,傅敏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人,完全是傅雷的拷贝,做事情非常认真。比如,我告诉他,上海江苏路傅雷住过的房子,尽管我去了好几次,但没有用,因为当年傅雷是租这房子住,他去世之后另外一家住进去了,所有的家具摆设都完全不同了。傅雷住这房子时,原先是什么样子的呢?傅敏就画了张原先的家的平面图给我,那张图纸经过了反复修改,上面有红墨水画的、绿墨水画的,画得非常仔细。哪些是巴尔扎克原著的书架,哪些是放父亲译著的地方,他和聪哥的床在哪里,三角钢琴放在哪里……那张平面图,把他们家当时的情况画得非常仔细。我在写文章的时候,这张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。还有,他给我写的信都非常认真仔细,三天两头,我提出什么问题,他都在信中予以仔细详尽的解答。我现在手头上大概有一百多封傅敏给我的信了。他的性格完全像他的父亲——傅雷。

  傅雷一家四个人四种性格,由此也造就了四个人四条不同的生活道路。

  采访傅雷一家,促使我写成了《傅雷一家》一书,后来又写出了《傅雷与傅聪》一书。于是对他们一家深入的采访,也促使我对“反右派”运动和“文革”进行了深刻的思索,进而从事纪实长篇《“反右派”始末》、《“四人帮”兴衰》的创作。

 

作者:叶永烈     责任编辑:张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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